悼念

邱文科同学是我的硕士研究生，他2004年9月入学，2007年7月毕业，是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专业培养出来的好学生。没有想到，他刚刚跨出学校，步入社会，踌躇满志，正欲施展他的人生理想，报效社会和父母的时候，却壮志未酬，不幸在家中煤气中毒身亡。
噩耗传来，我不能相信，无语凝噎。他的总是带着淳厚自信的笑脸，他的洋溢着热情执着的干劲，就这样忽然消失在远去的时间走廊上，让人无法接受。我在情思恍惚中，不禁一遍遍回忆起我们师生间的种种往事。

文科的好学、如饥似渴的大量阅读，给我印象很深。正像年轻人具有旺盛的食欲和大胃口一样，他大量吞食着文学海洋、学术宝库中的食粮，囫囵吞枣，兼收并蓄，开阔了眼界，增加了学识。他一年级时，我正好远赴澳门任教，在我们一封封电子邮件的交流中，我知道他刚刚通读完《圣经》，又认真地攻读起《论语》《孟子》来，用他自己的话说：“比较文学的学生，首先要对东、西方的源头著作有个初步的了解吧。”让我看到在浮躁的学术大气候下，他那认真踏实，肯下功夫的实干劲头。

文科的本科是中文专业，他热爱文学，对文学作品有热情而敏锐的感受。后来，我让他做的硕士学位论文是《论郁达夫的日本观》，这多少有点限制了他文学才情的挥洒，而苛求他潜沉到历史文化的深处和广处，做理性、艰涩的评论文章。做论文期间，他屡次与我交流，多方收集资料，广泛涉猎中日两国近现代历史和文学以及中日关系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最后提交答辩的论文，虽不乏毛躁，算不上圆熟精致之作，但其中透露出的宽广厚重的内容、踏实的学风，以及偶尔一、两处闪动的思想光华，是确确实实的。

文科有很好的人缘，同学之间、师生之间，凡初步接触他的人，都会感受到他的淳厚、善良、开朗、自信；如果更进一步了解，还会赞叹于他的刻苦、勤勉、善解人意、乐于助人、具有事业心等等好品质。因此，我敢说：他是一个有不少好朋友的人，又是很多人的一个好朋友。对于老师来说：他是一个懂事、自立、上进的好学生，是一个让老师寄予希望的好学生。

文科毕业了，面临多种择业可能性，他选择了回家乡！回本科母校安阳师范学院任教。他所以能够不像一般北京毕业生那样恋栈大都市，是因为他的心中有自己的理想：投身学术，在学术事业中实现人生价值。他已经接受了安阳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好几门课程：比较文学概论、世界文学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等等。他要从基层的本科教育做起，一步步充实自己，报效社会。用他自己的话说：“先去试验一下自己的才干，边学边用，不够了，再回来读博士。”
就这样，他起程了，犹如一艘鼓满了风帆、昂扬起锚的快艇，我满怀希望地看着他远去，满心期待着什么时候，他会回来，用他那一惯充满热情和自信的言辞，向我叙述他丰富多彩的人生旅程……。

天丧斯文！言辞承载不动悲伤。谨以此文寄托我对邱文科同学的哀思，并告慰文科父亲的在天之灵，告慰文科母亲苦难的心。

这是什么东东？

对不认识的东西、没吃过的东西有好奇，是小时候养成的脾性。今天，在楼下菜摊上被卖菜的大姐热情推荐这种从未见过的“紫萝卜”——她这么叫的，当然就买一个来试试了。它与一般的蔬菜、萝卜不一样，郑重地用透明薄膜包着，撕掉薄膜，洗过后，就依次为下面这样：有谁见过或知道它叫什么？


原来的样子，很不起看。


削了皮，煞是好看。还有浅色的花纹。


切开来，也很好看，比心里美颜色要更加深红、紫红一些。


切成装盘，生吃没有萝卜味，只有鲜甜味。这张最接近真实颜色，因为前两张用了闪光灯。

卖菜大姐说：“我也是有人要我进的，据说生吃、蒸熟了吃，都好吃。”我刚才生吃了一些、又煮熟了吃了一些，那鲜红色真可以做天然染料。口感和气味使我怀疑它就是我们江南酱园里的大头菜的“原件”，大小和花纹也像。大头菜吃起来总不是单单的咸盐味加酱油味，那暗紫色和特殊的味道应该就来自这天然的颜色和味道。

《桥》讲述的故事

（三联书店1992年出版）


（松本龟次郎一家与当年的留日学生汪向荣）

在今天日本静冈县小笠郡大东町的上土方岭上，立着一块由著名文学家井上靖书写的纪念碑，碑文是“一生尽瘁于中国留学生教育的人——松本龟次郎1866－1945”。这位松本龟次郎，就是晚清中国留日热潮中，在东京从事中国留学生日语教育的老师之一，也是1979年邓颍超率团访问日本时，在公务完毕之后，特意要寻访并向其后人面呈周总理敬意与谢意的好老师。

松本龟次郎从1903年到东京弘文学院做老师起，就一辈子没有离开教中国人日语的工作，在晚清以来日本人普遍轻侮中国人甚至发动侵华战争的时代，他对待自己的工作始终是热心真挚、兢兢业业。1908年，他应聘到中国做日语教师，在北京度过了清王朝的最后四年。他看到清末中国的衰败，也看到中国拯救危亡的民族士气，更感到帮助中国培养人才的重要。1912年回到日本后，松本自己筹资，用多年的积蓄与同仁创立了一所长久性的留日学生预备学校——“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在东京，松本龟次郎所的东亚高等预备学校是最有名声，最为中国留学生向往的语言学校。三十多年中，受惠于松本教育的中国人难以数计，即使是直接听过他课的人，也有上万，包括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著名人物鲁迅兄弟、秋瑾、周恩来等。

1923年东京大地震，松本辛苦经营了十几年的学校一下化为瓦砾废墟，丧失了校舍乃至寄身之所，连正常的生活都难以进行了，而年近六旬的松本龟次郎却用最原始的铁锹、簸箕，奇迹般地于震灾后一个月，在废墟上搭起了简易木棚，在这样的简易木棚里恢复了正常的教学日程。可以推想，废墟上树立起来的，更是一个教育家坚强的信念和对中国留学生的无比关爱。
一直到退休以后，即使是在中日战争期间，仍有中国留学生经常到松本老师家请益、作客。松本家所在的偏僻汽车小站，因了往来的中国人而上下客多起来，以至于后来汽车一到那一站，售票员小姐就干脆说“松本先生家到了，下车后往回走30米，右手就是。”这情形多少使人想起中国“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古语来。

松本龟次郎是一个平凡的人，他从未奢谈过中日友好，只是默默地、不懈地努力于本身的工作事业。“自问对于华生之教育视为无上之至乐，终身之天职；功名富贵，淡若浮云。矻矻穷年，以迄于今，而不知老之将至焉。”这是他68岁时在他所编写的教科书《日语肯綮大全》序言中的自我写照。正是这种乐此不疲的平凡努力，在中日关系最恶劣的年代里，为中国留日学生的教育作出了不平凡的贡献。在此，我看到了松本龟次郎心中理性与良知的光芒，正是这理性与良知的力量，使得这位普通的长者，走进了一大批“敌国”年轻人的生命里，并长久地活在了这些中国人的心中。

在三十年代日本国内侵华气焰日益高涨之时，松本龟次郎抱着一种不同于一般日本人的中国观。他怀着忧愤和感伤，于1930年4月，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他要亲眼看看中国的现状，是否真如日本政府宣传的那样。他考察了华东、华北、东北的主要城市，参观学校教育，与日本人、中国人交谈，通过他当年在北京教书时的日本友人，特别是许多当年他教过的中国学生，他了解到许多中日人民之间互相信任、长期友善互助的真实故事，这在当时中日两国敌对的氛围中，是力量极其微弱的友好的种子。但不正是这种理解与互助才是国家与国家之间长期友好共存的基础吗？百姓都是善良的，但百姓有时往往会被蛊惑、被利用。这时，总会有一些人，尽管是极少数的人，能以独立的人格、健全的头脑来维持理性与良知的尊严。而这些人往往是清醒而痛苦的，甚至是处境危险的。考察归国后，松本发表了一系列言论，多次批评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认为日本固然要生存发展，但本国的发展不能以侵略别国为前提，中国国内的排日情绪正是日本对华政策所导致的。这些言论发表在“九·一八”前夜，可见他的胆识和勇气。他甚至还把载有这些言论的书籍，设法送到当时的一些军政要员手中。如铃木贯太郎，即后来作为总理大臣接受波士坦公告、最终终止了战争的人，当时是海军大将，并同时担任着天皇的侍从武官长和枢密院顾问。又如本庄繁，他是松本在北京教书时的旧识，当时是关东军司令官。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正义直谏，多少能对这些在对华政策上起重要作用的人士有所影响。

然而，理性的微光、良知的呼唤，被“圣战”的狂嚣淹没了，侵华没有因为松本龟次郎的善意而休止。硝烟和战争不断扩大，把中国人民也包括日本人民推向苦难的深渊。松本本人也在“九·一八”以后不久被迫退休，并且时时受到特高科警察的暗中监视。终于，在听到裕仁天皇广播宣告日本投降，战争结束之后的第28天，松本龟次郎在自己的故乡土方村，走完了79岁的生涯。

日本著名传记文学作家、早稻田大学教授武田胜彦在他用中文写成的松本龟次郎传记《桥——一个日本人的一生》中（三联书店1992年出版），向我们叙述了松本龟次郎平凡而感人的一生。日本人习惯把沟通两国友好的工作叫作“架桥”，而松本龟次郎的“架桥”是在中日两国关系最艰难和不幸的岁月中进行的。如今，他逝世已有半个多世纪，我们在纪念这位友好、和平的促进者时，是否也应该向支持了他一生事业的理性和良知，致以崇高的敬意？

给书话专刊编辑的一封信

某某先生您好：
看了最近一期书话，说几句跟你交流的话，不妥之处，请包涵。
1，左上方一篇文章内容是好的，评介现在年轻读者喜欢的轻小说。可是，这篇文章语言很有问题。仅以第一小节为例，不通之处颇多：
A、“人尽皆知”——应该是：尽人皆知。
B、“它已经在我们的生活周围频繁出现”——为什么不是在生活中出现，而是要“生活周围”，那么，哪些是生活周围？
C、“……等众多书籍的内容都属于轻小说题材”——轻小说是一种“体裁”吧，至于这种体裁的“题材”是否有一定，不能肯定，又如何说某某书籍的内容属于某某“题材”？这里到底是要说“内容”属于“题材”，还是“众多书籍”属于轻小说“体裁”？因为不明确，所以，让人匪夷所思。
D、“每每上架都能够受到青少年读者的热烈追捧”——应该是：一上架每每能够受到青少年读者的热烈追捧。
我想说：如果编辑能够稍稍仔细推敲一下投稿者的文字，就会发现，我以上所说并非“吹毛求疵”。

2，我一直注意到您的版面避免用长的标题，而且一般也舍不得给标题相对大一些的空间，宁愿把空间留出来插图。这是我体会的您的风格，所以，我一般把文章题目尽量变得短小一些。你以“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游记》” 取代《小说家的眼》，倒却是以长去短，内容平实是好的，但同时也牺牲了个性，变成教科书似的一般。当然，突出作者、书名也是好的，所以，我本来的做法是有正、负两个标题，这样就个性和内容都有了，可以便于读者一目了然地察知文章的大致内容，以决定是否值得看。不用我说，文章的标题提纲揳领、画龙点睛，我觉得很重要的，在题目上下功夫，其实也是对读者负责、提高报纸吸引力的事情，不可轻视。

3，本版王朔的文章的题目，也是令人遗憾的。如果要说平实质朴，应该准确地写成“《致女儿书》自序”。至于别的好题目，就是另外的话。至少作为读者，如果不是王朔的名字吸引我，现在这个文章题目“女儿书自序”不仅表意不准确，也毫无吸引力。

因为较长时间为贵报写稿，所以，自然也会越来越对您的版面有感情，就希望看到越来越多好的文章与自己为伍，而如果是相反，就觉得遗憾。从其它方面，也希望贵刊越办越好，所以，我考虑再三，还是对您写了这封信。
我所说都是对文不对人，我是希望贵刊办得更好。

民国旧书业的有情人

——长泽规矩也的《中华民国书林一瞥》

长泽规矩也（1902－1980），是日本学术界著名的“书志学家”、“图书学家”，对应于中国学术界的术语，即为“版本学家”、“目录学家”，或“文献学家”。他的版本、目录学研究，主要是对于日本古代所存和、汉古籍文献的研究，他在这方面具有广博的学识、深厚的功力，堪称日本近代文献学第一人。

长泽的文献学成就与他历次来中国访书、购书的实际经历密不可分，他的汉学素养和版本学方面的功力，为他在中国淘书提供了专业的眼光和识断；而中国访书、购书的经历又为他的文献学研究提供了众多第一手的实际资料。

1923年，尚在东京大学就读一年级的长泽，就参加暑期研修旅行团，第一次来到中国。学习中文的长泽在中国，不仅操练了汉语会话，还初步尝试了购买汉籍。从1927年到1932年的六年中，长泽或是得到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的资助，或是受静嘉堂文库的派遣，每年都有两、三个月或近半年的时间，前往中国访书购书，或盘桓北京，或跋涉于扬州、南京、苏州、上海、杭州等地，调查书业行情，以专家的眼光和非个人的财力，大批购买中国珍籍善本。

长泽在中国买书，大致分为自己、为友人、为静嘉堂三类，那不是一般意义的购买，而是搜寻秘籍珍籍，所谓“钩沉发微”、“慧眼识宝”是也。

为自己买书，主要是买与自己研究兴趣、研究课题有关的书籍，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戏曲唱本类，这一方面是受到当时学术界注重通俗文艺研究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长泽个人的兴趣所在，他曾十分沉湎于中国的戏剧，在北京，除了买书，就是必定要去戏院听戏。这方面他不仅购买各种罕见的明、清戏曲珍本，还留心收集了不少当下流行的唱本小册子。第二类是北京的掌故资料、文人随笔以及关于汉籍的基本书目。第三类是围绕与孔子祭祀相关的书，因为这是他当时向文化事业部提出的一个研究课题。总之，为自己买书，不在猎奇，不以珍贵罕见为目标，主要是为了研究和兴趣。

由于长泽的精于识书和购书，他每次赴中国，也常常受到友人的请托，代为购买某种珍籍。如他曾受武田长兵卫的委托，在琉璃厂书店廉价地替他买到了宋版的医书。当他把书带回日本之后，北京图书馆方面获知这一事情。由此，长泽被作为善本外流的主要监视对象受到中国方面的警惕和关注，在他再来中国时，北京图书馆就专门委派了赵万里，在长泽购书旅程的杭州、南京、苏州等沿线，一路抢先地走在他之前，严防好书落入长泽之手。但颇让长泽得意的是，就在这样的情形下，长泽仍然不无收获：他在苏州意外地亦非常低廉的价格买到了在日本极为罕见的金陵小字本《本草纲目》，以及日本复刻宋刊本《千金方》。

1926年至1939年间，长泽任静嘉堂文库干事，静嘉堂文库为日本三菱财团第二代主人岩崎弥之助创建于1892年，以搜购、收藏和汉古籍为主旨，其中大部分精华得自于陆氏皕宋楼，今日静嘉堂文库仍为日本汉籍宋元古本最富有的藏书所。长泽主要从事文库书籍的编目工作，另一方面也负责采进书籍。因此，1927年以后的历次中国访书购书旅行，也同时为静嘉堂文库采购书籍。其中，买书最多的是1928年，共为静嘉堂文库买入各种汉籍349部，其中有规模效应的，一是几十种刊印本丛书，二是五十多种文奎堂新近出版的满文刊本及满汉文合刊本，长泽对这些书的版本、价格，都有一一著录。

综合历年考察中国书业界的见闻观感，长泽写下了《中国民国书林一瞥》的小册子，1931年在日本出版，中译本收入《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200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书中介绍了北京、上海、天津、南京、苏州、杭州、扬州等中国主要文化城市书业界的情况，特别是对于旧书业的集中地北京和汉籍新刊本的发祥地上海，做了详细的观察、记述和分析。对北京，围绕琉璃厂和隆福寺街两个中心，依铺面一家家地介绍书店的店名、掌柜、主要经营的书籍类型，乃至书店的经营作风、声誉好坏等，全面反映了20年代末30年代初北京书业界的情况。关于北京琉璃厂的兴衰变迁，前此有清李文藻的《琉璃厂书肆记》，民国初年，缪荃孙续作《琉璃厂书肆记后记》，到20年代末，不仅李氏所记书店已荡然无存，即便缪氏所记的书店也寥若晨星了。因此，长泽在《中国民国书林一瞥》中特设《琉璃厂书肆记新记》一节，表示自己继承李、缪前人学统的用心。对上海，长泽充分肯定了作为新兴现代化工商业都市的上海，在新的观念、新的印刷手段、便利的交通设施等方面，对于书业进步的促进作用，指出上海已迅速成为一个新的图书集散地。他以书店所经营图书的内容，将上海书业分成线装古籍和新版木刻书、石印线装书、洋装书、艺术类书、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现代书籍、文艺及社会类书籍等八个门类，一一介绍上海书店的内容特色。这本书出版后，在日本深受欢迎，迅速再版，成为当时日本人到中国访书的专业手册和购书线路指南。

小说家的眼

即使是不熟悉日本文学的人，也大多知道《罗生门》、《南京的基督》这样脍炙人口而发人深省的影片，电影就是根据芥川龙之介（1892-1927）的小说改编而成的。这位只活了35岁的天才小说家，给后人留下了一百多篇精彩的小说，透过那一篇篇似乎只是生活中信手拈来的故事，明眼人会看到作者苦心孤诣的构思和出奇制胜的立意，随着他那洗练、俏皮的笔触，读者在轻快、幽默的氛围中读完一篇小说，往往是带着会心一笑、悠然契合的心情，同时感受到作者不动声色地提出的一个个带有普遍性意义的问题，那是超越了时代和民族的深刻问题。如《鼻子》、《竹林中》、《地狱图》、《河童》等等，都是这样的篇什。

那么，让这样一位富有思想的天才小说家来写“游记”，将会是怎样的情形？1921年3月到7月间，芥川龙之介游历了中国，在回国之后的三、四年间，他陆续写成了记载这趟中国之行的书——《中国游记》 ，1925年在日本出版。此书有两个中文译本，一是秦刚译《中国游记》，作为“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之一种，2007年中华书局出版；另一译本为陈生保、张青平译《中国游记》，2006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本文所引出自前者。

今天，我们读《中国游记》，就像是在读他的小说，旅行路线或许是事前设定的，而被芥川摄入镜头，捕来笔下的人物、场景、情致，则绝难逆料，妙趣横生；感叹联想自然也免不了是游记的老套，而引起芥川嗟叹沉吟的，或许正是身在此山中的国人司空见惯、熟视无睹，甚至有意回护，然而不能不说是有切肤之痛的种种社会文化之弊端现象。于此，我们惊叹于“小说家的眼”目光之敏锐，心灵之善感，每每通过特殊场景的描写和具体人物的捕捉，带给读者既熟悉而又陌生，既好奇而又似曾相识的感觉，而感觉之外的感叹则更是绵长而沉重。

芥川的第一站是上海，可是上海实在没有给芥川什么好感觉，甚至是相反。
（第一瞥）：中国的车夫，说其不洁本身就毫不夸张，而且放眼望去，无一不长相古怪。他们从前后左右各个方向伸着脖子大声地叫喊着，不免令刚上岸的日本妇女感到畏惧。（第5页）
（在城内）：高耸入云的中国式亭子，溢满了病态的绿色的湖面，和那斜着注入湖水里隆隆的一条小便，——这不仅是一幅令人倍感忧郁的风景画，同时也是我们老大国辛辣的象征。（第15页）
（城隍庙前）：中国的乞丐，却并非一般的神秘。他们或是躺在雨泻如注的路上，或是身上只披着旧报纸，或是舔着腐烂得如石榴一样的膝盖。总之，神秘到了令人恐怖的地步。（第16页）

他痛心地说：“现代的中国，并非诗文里的中国，而是小说里的中国，猥亵、残酷、贪婪。”（第18页）。即使是堪称东方第一洋场所拥有的、被“进化论者”看好的那些“西洋味”的东西，如西式公园、洋房、酒吧、甚至墓场，在芥川不从俗流的心眼里，因认定“并非西洋的就意味着进步。……对我来说，与大理石的十字架相比，我宁愿躺在‘土馒头’里面。”（第28页）。因而，那些西洋味也只是“低俗的西洋”、“不伦不类的西洋”而已。

小说家熟悉的是典籍上读来的诗文中国、文化中国，而实地目接的中国社会却是传统的败坏和西洋流俗的泛滥。在杭州，他痛心西湖边红灰色砖瓦建筑的煞风景；在南京，他叹息秦淮风韵的无处寻觅；而古都北京，更是“只有梦魇，只有比黑夜的天空还要庞大的梦魇。”（第156页）一处处的伤心失望，一处处的触景生情，使他不由咏叹道：“休言竟是人家国，我亦书生好感时。”（第94页）

芥川既是新锐小说家，同时又是富有中国情结、读了许多中国诗文小说深怀汉学素养的人。中国曾是他心目中的文化发祥地、精神家园，中国的名胜古迹也曾多少次在他的梦中出现。对他而言，秦淮河只应是杜牧笔下“烟笼寒水月笼沙”的样子，浔阳江也应该是白居易吟咏的当年情景，还有寒山寺、西子湖、扬州的明月、北京的古刹，都应该只是诗文中、水墨画般优雅的情致才对。

然而，事实上，一方面，1921年的中国满目疮夷，古代文明经历了五四的洗礼正急剧衰败，新生的希望尚刚刚萌芽，社会处于新旧混杂、动荡不居的状态，这让意欲寻觅古典的、诗情画意的中国的芥川，不能不感到重大的失望。另一方面，29岁年轻的芥川，体质柔弱、心绪敏感，在中国旅行的全过程中，几乎都与病痛不适的身体相伴随着，一到上海后，他就马上住进了上海的日本人医院，在病床上度过了治疗胸膜炎的大半个月。从中国回日本后，严重的神经衰落、失眠始终没有离开过他，这也是他六年后终于自己结束生命的主要原因，这是后话。在写作《中国游记》的各篇时，他多次提到自己“肠胃不好”、“连续几天的睡眠不足”、“发着三十八度六的高烧”、“头昏脑涨”、“连喉咙也疼得厉害”、“继续写游记还是让我感觉有些厌倦”，这些正是他游历中国和撰写游记时的个人身心情况。这外因和内因加在一起，失望和不满逐渐积聚，终于反弹起激越的义愤和无奈的绝望。

最为典型的，莫过于书中如下一节感慨：
“芜湖，真是个无聊的地方！不仅仅是芜湖，我对中国都已经感到厌倦了。……现代中国有什么?政治、学问、经济、艺术，难道不是悉数堕落着吗？尤其提到艺术，嘉庆、道光以来，有一部值得自豪的作品吗?而且，国民不分老幼，都在唱着太平曲。……我不爱中国，想爱也爱不成了。”（第135-136页）

这段极而言之、舍弃深刻、不求公允的抱怨式的感叹和诘问，正将芥川那病弱躯体所包裹的心中，一旦失却耐心和理智后，那种难掩的绝望和伤痛暴露无遗了。写完《中国游记》的三年后，他连自己的生命都毫不吝惜地毅然丢弃了，我们还有什么必要去苛责他的“不爱中国”呢？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维吾尔族民间流传着一句话，叫做“三千年的胡杨”:生而不死一千年，死而不倒一千年，倒而不朽一千年。胡杨：生，三千年不死；死，三千年不倒；倒，三千年不朽；朽，三千年不烂.)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风吹绿草遍地花，……”
德德玛今年60岁，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今年60周年，国庆前一天，我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听了一场德德玛60周年怀旧经典演唱会。

这场演唱会可不容易，它不同于一般“寻欢作乐”的娱乐性节目。因为这个草原上的夜莺德德玛已经有近十年没有登台演唱了。
1998年她在日本巡回演出时，在台上突然身子摇晃，歌声有点跑调，等终于唱完后，一到后台，就晕过去了。大面积脑溢血。然后，她就在日本治疗和护理。
这次演唱会，是一个从死神手掌心里逃回来的，并且通过努力的身体训练后，尽可能的康复后的演唱家，第一次登台演唱。看着她垂着的右手那柔软无力的样子，看着她走路蹒跚拖沓的样子，我想起我的祖母，她也是中风后凭毅力恢复成这样——用灵活的半身带动不灵活的半身，然后，像正常人一样，甚至比正常人更精神地生活着。

德德玛说：我的故乡在内蒙古额济纳旗，那里是内蒙西部，是沙漠，我要像沙漠里的胡杨那样，以顽强的生命力，三千年不死，死后，三千年不到……。
这听起来有点豪言壮语的感觉，可她看起来实在却又像她所说的“残疾的老太太”那样真实、朴实、谦虚，对一切帮助过她的人怀着感恩。所以，这音乐会请来了她的主治医生，她在日本治疗时自愿护理她45天的某日本人太太（半年前去世了）的丈夫，她在日本医院时为她做翻译的两位台湾女士，还有她的作曲家，她的德德玛音乐学院的学生们。
台下是一批上了年纪的她的歌迷，台上除了熟悉的歌声外，不时穿插演绎着“人间真情”，弄得掌声就比一般的音乐会要多，我的手掌都拍疼了。

德德玛是成功的，也是幸福的，她的儿子是她德德玛音乐学院的优秀学生之一，这天，也来同台献艺。独唱了两组歌曲之后，德德玛说：老太太有点累了，要休息一会儿了。他的儿子就活蹦乱跳地来了，弹着吉他，跳着街舞，风格当然和她妈妈不一样了。让人感到甜美的是，最后几曲，是她母子俩手拉手地演唱的，那儿子约30岁上下，母子同台，真的很美……
知道德德玛当然就是这首《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她醇厚圆润的女中音，像草原一样辽阔宽仁，感动了多少人，温慰了多少人，给人带来美的享受。我妈妈也很喜欢她，一个德德玛，一个关牧村……。

我好像与内蒙草原有缘，去年是到内蒙旅游，舒畅开心；今天是听了“我来自草原”的演唱会，又一次怀念草原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