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家的眼

即使是不熟悉日本文学的人，也大多知道《罗生门》、《南京的基督》这样脍炙人口而发人深省的影片，电影就是根据芥川龙之介（1892-1927）的小说改编而成的。这位只活了35岁的天才小说家，给后人留下了一百多篇精彩的小说，透过那一篇篇似乎只是生活中信手拈来的故事，明眼人会看到作者苦心孤诣的构思和出奇制胜的立意，随着他那洗练、俏皮的笔触，读者在轻快、幽默的氛围中读完一篇小说，往往是带着会心一笑、悠然契合的心情，同时感受到作者不动声色地提出的一个个带有普遍性意义的问题，那是超越了时代和民族的深刻问题。如《鼻子》、《竹林中》、《地狱图》、《河童》等等，都是这样的篇什。

那么，让这样一位富有思想的天才小说家来写“游记”，将会是怎样的情形？1921年3月到7月间，芥川龙之介游历了中国，在回国之后的三、四年间，他陆续写成了记载这趟中国之行的书——《中国游记》 ，1925年在日本出版。此书有两个中文译本，一是秦刚译《中国游记》，作为“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之一种，2007年中华书局出版；另一译本为陈生保、张青平译《中国游记》，2006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本文所引出自前者。

今天，我们读《中国游记》，就像是在读他的小说，旅行路线或许是事前设定的，而被芥川摄入镜头，捕来笔下的人物、场景、情致，则绝难逆料，妙趣横生；感叹联想自然也免不了是游记的老套，而引起芥川嗟叹沉吟的，或许正是身在此山中的国人司空见惯、熟视无睹，甚至有意回护，然而不能不说是有切肤之痛的种种社会文化之弊端现象。于此，我们惊叹于“小说家的眼”目光之敏锐，心灵之善感，每每通过特殊场景的描写和具体人物的捕捉，带给读者既熟悉而又陌生，既好奇而又似曾相识的感觉，而感觉之外的感叹则更是绵长而沉重。

芥川的第一站是上海，可是上海实在没有给芥川什么好感觉，甚至是相反。
（第一瞥）：中国的车夫，说其不洁本身就毫不夸张，而且放眼望去，无一不长相古怪。他们从前后左右各个方向伸着脖子大声地叫喊着，不免令刚上岸的日本妇女感到畏惧。（第5页）
（在城内）：高耸入云的中国式亭子，溢满了病态的绿色的湖面，和那斜着注入湖水里隆隆的一条小便，——这不仅是一幅令人倍感忧郁的风景画，同时也是我们老大国辛辣的象征。（第15页）
（城隍庙前）：中国的乞丐，却并非一般的神秘。他们或是躺在雨泻如注的路上，或是身上只披着旧报纸，或是舔着腐烂得如石榴一样的膝盖。总之，神秘到了令人恐怖的地步。（第16页）

他痛心地说：“现代的中国，并非诗文里的中国，而是小说里的中国，猥亵、残酷、贪婪。”（第18页）。即使是堪称东方第一洋场所拥有的、被“进化论者”看好的那些“西洋味”的东西，如西式公园、洋房、酒吧、甚至墓场，在芥川不从俗流的心眼里，因认定“并非西洋的就意味着进步。……对我来说，与大理石的十字架相比，我宁愿躺在‘土馒头’里面。”（第28页）。因而，那些西洋味也只是“低俗的西洋”、“不伦不类的西洋”而已。

小说家熟悉的是典籍上读来的诗文中国、文化中国，而实地目接的中国社会却是传统的败坏和西洋流俗的泛滥。在杭州，他痛心西湖边红灰色砖瓦建筑的煞风景；在南京，他叹息秦淮风韵的无处寻觅；而古都北京，更是“只有梦魇，只有比黑夜的天空还要庞大的梦魇。”（第156页）一处处的伤心失望，一处处的触景生情，使他不由咏叹道：“休言竟是人家国，我亦书生好感时。”（第94页）

芥川既是新锐小说家，同时又是富有中国情结、读了许多中国诗文小说深怀汉学素养的人。中国曾是他心目中的文化发祥地、精神家园，中国的名胜古迹也曾多少次在他的梦中出现。对他而言，秦淮河只应是杜牧笔下“烟笼寒水月笼沙”的样子，浔阳江也应该是白居易吟咏的当年情景，还有寒山寺、西子湖、扬州的明月、北京的古刹，都应该只是诗文中、水墨画般优雅的情致才对。

然而，事实上，一方面，1921年的中国满目疮夷，古代文明经历了五四的洗礼正急剧衰败，新生的希望尚刚刚萌芽，社会处于新旧混杂、动荡不居的状态，这让意欲寻觅古典的、诗情画意的中国的芥川，不能不感到重大的失望。另一方面，29岁年轻的芥川，体质柔弱、心绪敏感，在中国旅行的全过程中，几乎都与病痛不适的身体相伴随着，一到上海后，他就马上住进了上海的日本人医院，在病床上度过了治疗胸膜炎的大半个月。从中国回日本后，严重的神经衰落、失眠始终没有离开过他，这也是他六年后终于自己结束生命的主要原因，这是后话。在写作《中国游记》的各篇时，他多次提到自己“肠胃不好”、“连续几天的睡眠不足”、“发着三十八度六的高烧”、“头昏脑涨”、“连喉咙也疼得厉害”、“继续写游记还是让我感觉有些厌倦”，这些正是他游历中国和撰写游记时的个人身心情况。这外因和内因加在一起，失望和不满逐渐积聚，终于反弹起激越的义愤和无奈的绝望。

最为典型的，莫过于书中如下一节感慨：
“芜湖，真是个无聊的地方！不仅仅是芜湖，我对中国都已经感到厌倦了。……现代中国有什么?政治、学问、经济、艺术，难道不是悉数堕落着吗？尤其提到艺术，嘉庆、道光以来，有一部值得自豪的作品吗?而且，国民不分老幼，都在唱着太平曲。……我不爱中国，想爱也爱不成了。”（第135-136页）

这段极而言之、舍弃深刻、不求公允的抱怨式的感叹和诘问，正将芥川那病弱躯体所包裹的心中，一旦失却耐心和理智后，那种难掩的绝望和伤痛暴露无遗了。写完《中国游记》的三年后，他连自己的生命都毫不吝惜地毅然丢弃了，我们还有什么必要去苛责他的“不爱中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