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讲述的故事

（三联书店1992年出版）


（松本龟次郎一家与当年的留日学生汪向荣）

在今天日本静冈县小笠郡大东町的上土方岭上，立着一块由著名文学家井上靖书写的纪念碑，碑文是“一生尽瘁于中国留学生教育的人——松本龟次郎1866－1945”。这位松本龟次郎，就是晚清中国留日热潮中，在东京从事中国留学生日语教育的老师之一，也是1979年邓颍超率团访问日本时，在公务完毕之后，特意要寻访并向其后人面呈周总理敬意与谢意的好老师。

松本龟次郎从1903年到东京弘文学院做老师起，就一辈子没有离开教中国人日语的工作，在晚清以来日本人普遍轻侮中国人甚至发动侵华战争的时代，他对待自己的工作始终是热心真挚、兢兢业业。1908年，他应聘到中国做日语教师，在北京度过了清王朝的最后四年。他看到清末中国的衰败，也看到中国拯救危亡的民族士气，更感到帮助中国培养人才的重要。1912年回到日本后，松本自己筹资，用多年的积蓄与同仁创立了一所长久性的留日学生预备学校——“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在东京，松本龟次郎所的东亚高等预备学校是最有名声，最为中国留学生向往的语言学校。三十多年中，受惠于松本教育的中国人难以数计，即使是直接听过他课的人，也有上万，包括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著名人物鲁迅兄弟、秋瑾、周恩来等。

1923年东京大地震，松本辛苦经营了十几年的学校一下化为瓦砾废墟，丧失了校舍乃至寄身之所，连正常的生活都难以进行了，而年近六旬的松本龟次郎却用最原始的铁锹、簸箕，奇迹般地于震灾后一个月，在废墟上搭起了简易木棚，在这样的简易木棚里恢复了正常的教学日程。可以推想，废墟上树立起来的，更是一个教育家坚强的信念和对中国留学生的无比关爱。
一直到退休以后，即使是在中日战争期间，仍有中国留学生经常到松本老师家请益、作客。松本家所在的偏僻汽车小站，因了往来的中国人而上下客多起来，以至于后来汽车一到那一站，售票员小姐就干脆说“松本先生家到了，下车后往回走30米，右手就是。”这情形多少使人想起中国“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古语来。

松本龟次郎是一个平凡的人，他从未奢谈过中日友好，只是默默地、不懈地努力于本身的工作事业。“自问对于华生之教育视为无上之至乐，终身之天职；功名富贵，淡若浮云。矻矻穷年，以迄于今，而不知老之将至焉。”这是他68岁时在他所编写的教科书《日语肯綮大全》序言中的自我写照。正是这种乐此不疲的平凡努力，在中日关系最恶劣的年代里，为中国留日学生的教育作出了不平凡的贡献。在此，我看到了松本龟次郎心中理性与良知的光芒，正是这理性与良知的力量，使得这位普通的长者，走进了一大批“敌国”年轻人的生命里，并长久地活在了这些中国人的心中。

在三十年代日本国内侵华气焰日益高涨之时，松本龟次郎抱着一种不同于一般日本人的中国观。他怀着忧愤和感伤，于1930年4月，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他要亲眼看看中国的现状，是否真如日本政府宣传的那样。他考察了华东、华北、东北的主要城市，参观学校教育，与日本人、中国人交谈，通过他当年在北京教书时的日本友人，特别是许多当年他教过的中国学生，他了解到许多中日人民之间互相信任、长期友善互助的真实故事，这在当时中日两国敌对的氛围中，是力量极其微弱的友好的种子。但不正是这种理解与互助才是国家与国家之间长期友好共存的基础吗？百姓都是善良的，但百姓有时往往会被蛊惑、被利用。这时，总会有一些人，尽管是极少数的人，能以独立的人格、健全的头脑来维持理性与良知的尊严。而这些人往往是清醒而痛苦的，甚至是处境危险的。考察归国后，松本发表了一系列言论，多次批评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认为日本固然要生存发展，但本国的发展不能以侵略别国为前提，中国国内的排日情绪正是日本对华政策所导致的。这些言论发表在“九·一八”前夜，可见他的胆识和勇气。他甚至还把载有这些言论的书籍，设法送到当时的一些军政要员手中。如铃木贯太郎，即后来作为总理大臣接受波士坦公告、最终终止了战争的人，当时是海军大将，并同时担任着天皇的侍从武官长和枢密院顾问。又如本庄繁，他是松本在北京教书时的旧识，当时是关东军司令官。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正义直谏，多少能对这些在对华政策上起重要作用的人士有所影响。

然而，理性的微光、良知的呼唤，被“圣战”的狂嚣淹没了，侵华没有因为松本龟次郎的善意而休止。硝烟和战争不断扩大，把中国人民也包括日本人民推向苦难的深渊。松本本人也在“九·一八”以后不久被迫退休，并且时时受到特高科警察的暗中监视。终于，在听到裕仁天皇广播宣告日本投降，战争结束之后的第28天，松本龟次郎在自己的故乡土方村，走完了79岁的生涯。

日本著名传记文学作家、早稻田大学教授武田胜彦在他用中文写成的松本龟次郎传记《桥——一个日本人的一生》中（三联书店1992年出版），向我们叙述了松本龟次郎平凡而感人的一生。日本人习惯把沟通两国友好的工作叫作“架桥”，而松本龟次郎的“架桥”是在中日两国关系最艰难和不幸的岁月中进行的。如今，他逝世已有半个多世纪，我们在纪念这位友好、和平的促进者时，是否也应该向支持了他一生事业的理性和良知，致以崇高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