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旧书业的有情人

——长泽规矩也的《中华民国书林一瞥》

长泽规矩也（1902－1980），是日本学术界著名的“书志学家”、“图书学家”，对应于中国学术界的术语，即为“版本学家”、“目录学家”，或“文献学家”。他的版本、目录学研究，主要是对于日本古代所存和、汉古籍文献的研究，他在这方面具有广博的学识、深厚的功力，堪称日本近代文献学第一人。

长泽的文献学成就与他历次来中国访书、购书的实际经历密不可分，他的汉学素养和版本学方面的功力，为他在中国淘书提供了专业的眼光和识断；而中国访书、购书的经历又为他的文献学研究提供了众多第一手的实际资料。

1923年，尚在东京大学就读一年级的长泽，就参加暑期研修旅行团，第一次来到中国。学习中文的长泽在中国，不仅操练了汉语会话，还初步尝试了购买汉籍。从1927年到1932年的六年中，长泽或是得到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的资助，或是受静嘉堂文库的派遣，每年都有两、三个月或近半年的时间，前往中国访书购书，或盘桓北京，或跋涉于扬州、南京、苏州、上海、杭州等地，调查书业行情，以专家的眼光和非个人的财力，大批购买中国珍籍善本。

长泽在中国买书，大致分为自己、为友人、为静嘉堂三类，那不是一般意义的购买，而是搜寻秘籍珍籍，所谓“钩沉发微”、“慧眼识宝”是也。

为自己买书，主要是买与自己研究兴趣、研究课题有关的书籍，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戏曲唱本类，这一方面是受到当时学术界注重通俗文艺研究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长泽个人的兴趣所在，他曾十分沉湎于中国的戏剧，在北京，除了买书，就是必定要去戏院听戏。这方面他不仅购买各种罕见的明、清戏曲珍本，还留心收集了不少当下流行的唱本小册子。第二类是北京的掌故资料、文人随笔以及关于汉籍的基本书目。第三类是围绕与孔子祭祀相关的书，因为这是他当时向文化事业部提出的一个研究课题。总之，为自己买书，不在猎奇，不以珍贵罕见为目标，主要是为了研究和兴趣。

由于长泽的精于识书和购书，他每次赴中国，也常常受到友人的请托，代为购买某种珍籍。如他曾受武田长兵卫的委托，在琉璃厂书店廉价地替他买到了宋版的医书。当他把书带回日本之后，北京图书馆方面获知这一事情。由此，长泽被作为善本外流的主要监视对象受到中国方面的警惕和关注，在他再来中国时，北京图书馆就专门委派了赵万里，在长泽购书旅程的杭州、南京、苏州等沿线，一路抢先地走在他之前，严防好书落入长泽之手。但颇让长泽得意的是，就在这样的情形下，长泽仍然不无收获：他在苏州意外地亦非常低廉的价格买到了在日本极为罕见的金陵小字本《本草纲目》，以及日本复刻宋刊本《千金方》。

1926年至1939年间，长泽任静嘉堂文库干事，静嘉堂文库为日本三菱财团第二代主人岩崎弥之助创建于1892年，以搜购、收藏和汉古籍为主旨，其中大部分精华得自于陆氏皕宋楼，今日静嘉堂文库仍为日本汉籍宋元古本最富有的藏书所。长泽主要从事文库书籍的编目工作，另一方面也负责采进书籍。因此，1927年以后的历次中国访书购书旅行，也同时为静嘉堂文库采购书籍。其中，买书最多的是1928年，共为静嘉堂文库买入各种汉籍349部，其中有规模效应的，一是几十种刊印本丛书，二是五十多种文奎堂新近出版的满文刊本及满汉文合刊本，长泽对这些书的版本、价格，都有一一著录。

综合历年考察中国书业界的见闻观感，长泽写下了《中国民国书林一瞥》的小册子，1931年在日本出版，中译本收入《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200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书中介绍了北京、上海、天津、南京、苏州、杭州、扬州等中国主要文化城市书业界的情况，特别是对于旧书业的集中地北京和汉籍新刊本的发祥地上海，做了详细的观察、记述和分析。对北京，围绕琉璃厂和隆福寺街两个中心，依铺面一家家地介绍书店的店名、掌柜、主要经营的书籍类型，乃至书店的经营作风、声誉好坏等，全面反映了20年代末30年代初北京书业界的情况。关于北京琉璃厂的兴衰变迁，前此有清李文藻的《琉璃厂书肆记》，民国初年，缪荃孙续作《琉璃厂书肆记后记》，到20年代末，不仅李氏所记书店已荡然无存，即便缪氏所记的书店也寥若晨星了。因此，长泽在《中国民国书林一瞥》中特设《琉璃厂书肆记新记》一节，表示自己继承李、缪前人学统的用心。对上海，长泽充分肯定了作为新兴现代化工商业都市的上海，在新的观念、新的印刷手段、便利的交通设施等方面，对于书业进步的促进作用，指出上海已迅速成为一个新的图书集散地。他以书店所经营图书的内容，将上海书业分成线装古籍和新版木刻书、石印线装书、洋装书、艺术类书、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现代书籍、文艺及社会类书籍等八个门类，一一介绍上海书店的内容特色。这本书出版后，在日本深受欢迎，迅速再版，成为当时日本人到中国访书的专业手册和购书线路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