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天生是我的恋人

童年吉川


京大教授吉川


三十年代琉璃厂

(古书新印原来是在一个报纸上的连载，暑假以后，就停了。改为“若谷书话”继续连载，这是最近的一篇，还包括以前的顾彬等。)

吉川幸次郎（1904－1980）恐怕要算是日本中国学家中在中国最具有知名度的人物之一了，其原因当然不仅仅是因为他一生著述等身，他的元杂剧研究、杜甫研究成就卓越、享誉国际，他的著作有不少单行本翻译介绍到了中国学界；更因为在中日战争的年代里，他能够远离日本全国上下的军国主义和国粹主义，始终埋首于学术研究，通过对以杜甫为代表的唐诗的译介和研究，始终不渝地向日本传输着中国文学、中国文化中的优良品质，表现了纯正学者的批判性良知和对中国文化的终身向往。也正因为这样，当中日恢复邦交之后的七十年代中期，在第一个日本学术代表团访问中国时，吉川作为带队的团长，欣然重游故地。

所谓重游旧地，对于吉川来说，那已是将近半个世纪前的记忆了。所以，在访华之前的1974年，吉川通过回答学生提问的访谈形式，回忆了自己当年留学北京的种种情形。这些内容收入在本人翻译的吉川幸次郎著《我的留学记》一书中，该书在1999年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最近，又将收入中华书局“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译丛再版。借此机会，简单介绍吉川幸次郎的北京留学，以及留学经历给这位日后的中国学大家带来的中国情结。

1928年4月到1931年2月，吉川在北京度过了将近三年的留学生涯。这不是他第一次来中国，在此之前，他曾于1922年春，首次到中国旅行，他怀着中学毕业刚刚考上了京都大学的愉快心情，独自一人游览了上海、苏州、杭州、镇江、南京等中国南方城市，18岁少年敏感的心被美丽的江南春景所深深感染和陶醉，使他不由得深情地感叹：“中国，天生是我的恋人！”
留学北京时，吉川已是京都大学毕业后留校的年轻研究员，更准确地说，是专业进修、实地考察。在北京，吉川寄宿在东城区演乐胡同一家专门延纳日本留学生的家庭式旅社——“延英舍”，同住的同学有仓石武四郎、水野清一、三上次男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在某一领域卓有成就的中国学研究家。

在北京，吉川和仓石先用约半年的时间每天学习汉语，上午是跟随一位叫奚待园的旗人读解《红楼梦》，下午是练习会话。一年后，吉川到北京大学文学院听课，他的身份是旁听生。“中国文字声韵概要、马幼渔（裕藻）、3学分；经学史、马幼渔、2学分；中国文学史、朱逖先（希祖）、3学分；中国史学史、朱逖先、2学分。” 这是他第一年旁听的课表，此外，他还先后听过钱玄同、沈兼士、陈衍以及中国大学吴承仕的课，另外，还曾向北京的杨钟羲雪桥、南京的黄侃、吴梅等先生问学。课余，吉川一有时间就去琉璃厂、隆福寺的各家大小书肆，访书买书，不仅访求到不少日本罕见的珍贵汉籍古本，而且与当时的一些书店老板也成了具有同好的朋友。
留学所得内容丰富而印象深刻，以至于他在日后回忆起来，仍然充满深挚的情感。“我对C教授家的事，知道的并不比以上更多，但却对他家充满敬重之情。因为那是一个只有在特定的地域上，经历了好几代文化传承才能造就出来的、对他人充满善意的尊重和信赖的家庭。但是，战争吹散了一切。……”对照全文来读，可知这位C教授，应该是战前最早在北京大学开设了日本文学的钱稻孙先生。“琉璃厂是北京的古书店街，来薰阁是我昭和初年北京留学时很相熟的古书店，其主人陈杭，字济川，是我认识的中国人中，最值得怀念的人物之一。”来薰阁老板陈杭是位有学识、有眼光的古籍经营商，而他的一些生动资料却保存在日本学人的回忆录中。吉川还称赞黄侃是他在中国听课和接触到的学者中，“最有学问、令人深受感动的真正的学者，了不起的人”；说陈寅恪“看起来十分敏锐，有西田几多郎年轻时的风貌”。

三年的留学生活，养成了吉川幸次郎深厚的中国情结。留学期间以及回国后的一段时间内，吉川不仅在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方式方法上，而且，在衣着谈吐、行为举止、甚至思想情感上，都热衷于与中国趋同。以至于多次被人误认作是“中国人”。在中国留学结束回日本前，吉川在江南购书，由于汉语好、买书多，在较多实际交谈后，仍被书店老板父子认作是从北京来的采购书商，还被老板父子热情地请了一顿饭。回日本后，在较长一段时间里，他仍然穿着中国人穿的长衫，举手投足犹如中国人，被京大教授桑原骘藏误认为是从中国来的留学生。当吉川知道这样的误会后，心中暗自高兴，为自己形神兼备地接近自己的研究对象而得意。还有一件意味深长的事件值得一提：据他的学生回忆，吉川先生上课、演讲时，往往用“贵国”指日本，而用“我国”指中国。应该说，这“中国”是吉川幸次郎长期浸润于中国文学、文化典籍，研究、读解出来的理想国度，他是把这一理想化的中国，视作了自己的文化母国、精神家园，他也是以这样的文化认同来从事中国学研究的。

然而，吉川又绝不是一个感情至上的怀旧主义者，作为一个成熟而睿智的异国学者，他对中国文学与文化的过去与现状，都努力寻求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的解释和批判性省察。正如他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的，中日民族之间需要“互相真正地了解对方，……真正的了解对方是了解对方的本身，并且了解对方与自己的不同之处。……所谓友情，必须有尊敬，而尊敬正是在了解了对方与自己的相异之处后，才能真正产生的。”吉川先生的中国情结，正包含了一位严正的学者对于中国基于理解的尊敬之情和出于理性的探究之心。仅就这一点说，吉川幸次郎不正为我们寻求中日间达到真正的沟通和理解，树立了良好的范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