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维吾尔族民间流传着一句话，叫做“三千年的胡杨”:生而不死一千年，死而不倒一千年，倒而不朽一千年。胡杨：生，三千年不死；死，三千年不倒；倒，三千年不朽；朽，三千年不烂.)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风吹绿草遍地花，……”
德德玛今年60岁，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今年60周年，国庆前一天，我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听了一场德德玛60周年怀旧经典演唱会。

这场演唱会可不容易，它不同于一般“寻欢作乐”的娱乐性节目。因为这个草原上的夜莺德德玛已经有近十年没有登台演唱了。
1998年她在日本巡回演出时，在台上突然身子摇晃，歌声有点跑调，等终于唱完后，一到后台，就晕过去了。大面积脑溢血。然后，她就在日本治疗和护理。
这次演唱会，是一个从死神手掌心里逃回来的，并且通过努力的身体训练后，尽可能的康复后的演唱家，第一次登台演唱。看着她垂着的右手那柔软无力的样子，看着她走路蹒跚拖沓的样子，我想起我的祖母，她也是中风后凭毅力恢复成这样——用灵活的半身带动不灵活的半身，然后，像正常人一样，甚至比正常人更精神地生活着。

德德玛说：我的故乡在内蒙古额济纳旗，那里是内蒙西部，是沙漠，我要像沙漠里的胡杨那样，以顽强的生命力，三千年不死，死后，三千年不到……。
这听起来有点豪言壮语的感觉，可她看起来实在却又像她所说的“残疾的老太太”那样真实、朴实、谦虚，对一切帮助过她的人怀着感恩。所以，这音乐会请来了她的主治医生，她在日本治疗时自愿护理她45天的某日本人太太（半年前去世了）的丈夫，她在日本医院时为她做翻译的两位台湾女士，还有她的作曲家，她的德德玛音乐学院的学生们。
台下是一批上了年纪的她的歌迷，台上除了熟悉的歌声外，不时穿插演绎着“人间真情”，弄得掌声就比一般的音乐会要多，我的手掌都拍疼了。

德德玛是成功的，也是幸福的，她的儿子是她德德玛音乐学院的优秀学生之一，这天，也来同台献艺。独唱了两组歌曲之后，德德玛说：老太太有点累了，要休息一会儿了。他的儿子就活蹦乱跳地来了，弹着吉他，跳着街舞，风格当然和她妈妈不一样了。让人感到甜美的是，最后几曲，是她母子俩手拉手地演唱的，那儿子约30岁上下，母子同台，真的很美……
知道德德玛当然就是这首《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她醇厚圆润的女中音，像草原一样辽阔宽仁，感动了多少人，温慰了多少人，给人带来美的享受。我妈妈也很喜欢她，一个德德玛，一个关牧村……。

我好像与内蒙草原有缘，去年是到内蒙旅游，舒畅开心；今天是听了“我来自草原”的演唱会，又一次怀念草原的美……。

中国，天生是我的恋人

童年吉川


京大教授吉川


三十年代琉璃厂

(古书新印原来是在一个报纸上的连载，暑假以后，就停了。改为“若谷书话”继续连载，这是最近的一篇，还包括以前的顾彬等。)

吉川幸次郎（1904－1980）恐怕要算是日本中国学家中在中国最具有知名度的人物之一了，其原因当然不仅仅是因为他一生著述等身，他的元杂剧研究、杜甫研究成就卓越、享誉国际，他的著作有不少单行本翻译介绍到了中国学界；更因为在中日战争的年代里，他能够远离日本全国上下的军国主义和国粹主义，始终埋首于学术研究，通过对以杜甫为代表的唐诗的译介和研究，始终不渝地向日本传输着中国文学、中国文化中的优良品质，表现了纯正学者的批判性良知和对中国文化的终身向往。也正因为这样，当中日恢复邦交之后的七十年代中期，在第一个日本学术代表团访问中国时，吉川作为带队的团长，欣然重游故地。

所谓重游旧地，对于吉川来说，那已是将近半个世纪前的记忆了。所以，在访华之前的1974年，吉川通过回答学生提问的访谈形式，回忆了自己当年留学北京的种种情形。这些内容收入在本人翻译的吉川幸次郎著《我的留学记》一书中，该书在1999年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最近，又将收入中华书局“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译丛再版。借此机会，简单介绍吉川幸次郎的北京留学，以及留学经历给这位日后的中国学大家带来的中国情结。

1928年4月到1931年2月，吉川在北京度过了将近三年的留学生涯。这不是他第一次来中国，在此之前，他曾于1922年春，首次到中国旅行，他怀着中学毕业刚刚考上了京都大学的愉快心情，独自一人游览了上海、苏州、杭州、镇江、南京等中国南方城市，18岁少年敏感的心被美丽的江南春景所深深感染和陶醉，使他不由得深情地感叹：“中国，天生是我的恋人！”
留学北京时，吉川已是京都大学毕业后留校的年轻研究员，更准确地说，是专业进修、实地考察。在北京，吉川寄宿在东城区演乐胡同一家专门延纳日本留学生的家庭式旅社——“延英舍”，同住的同学有仓石武四郎、水野清一、三上次男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在某一领域卓有成就的中国学研究家。

在北京，吉川和仓石先用约半年的时间每天学习汉语，上午是跟随一位叫奚待园的旗人读解《红楼梦》，下午是练习会话。一年后，吉川到北京大学文学院听课，他的身份是旁听生。“中国文字声韵概要、马幼渔（裕藻）、3学分；经学史、马幼渔、2学分；中国文学史、朱逖先（希祖）、3学分；中国史学史、朱逖先、2学分。” 这是他第一年旁听的课表，此外，他还先后听过钱玄同、沈兼士、陈衍以及中国大学吴承仕的课，另外，还曾向北京的杨钟羲雪桥、南京的黄侃、吴梅等先生问学。课余，吉川一有时间就去琉璃厂、隆福寺的各家大小书肆，访书买书，不仅访求到不少日本罕见的珍贵汉籍古本，而且与当时的一些书店老板也成了具有同好的朋友。
留学所得内容丰富而印象深刻，以至于他在日后回忆起来，仍然充满深挚的情感。“我对C教授家的事，知道的并不比以上更多，但却对他家充满敬重之情。因为那是一个只有在特定的地域上，经历了好几代文化传承才能造就出来的、对他人充满善意的尊重和信赖的家庭。但是，战争吹散了一切。……”对照全文来读，可知这位C教授，应该是战前最早在北京大学开设了日本文学的钱稻孙先生。“琉璃厂是北京的古书店街，来薰阁是我昭和初年北京留学时很相熟的古书店，其主人陈杭，字济川，是我认识的中国人中，最值得怀念的人物之一。”来薰阁老板陈杭是位有学识、有眼光的古籍经营商，而他的一些生动资料却保存在日本学人的回忆录中。吉川还称赞黄侃是他在中国听课和接触到的学者中，“最有学问、令人深受感动的真正的学者，了不起的人”；说陈寅恪“看起来十分敏锐，有西田几多郎年轻时的风貌”。

三年的留学生活，养成了吉川幸次郎深厚的中国情结。留学期间以及回国后的一段时间内，吉川不仅在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方式方法上，而且，在衣着谈吐、行为举止、甚至思想情感上，都热衷于与中国趋同。以至于多次被人误认作是“中国人”。在中国留学结束回日本前，吉川在江南购书，由于汉语好、买书多，在较多实际交谈后，仍被书店老板父子认作是从北京来的采购书商，还被老板父子热情地请了一顿饭。回日本后，在较长一段时间里，他仍然穿着中国人穿的长衫，举手投足犹如中国人，被京大教授桑原骘藏误认为是从中国来的留学生。当吉川知道这样的误会后，心中暗自高兴，为自己形神兼备地接近自己的研究对象而得意。还有一件意味深长的事件值得一提：据他的学生回忆，吉川先生上课、演讲时，往往用“贵国”指日本，而用“我国”指中国。应该说，这“中国”是吉川幸次郎长期浸润于中国文学、文化典籍，研究、读解出来的理想国度，他是把这一理想化的中国，视作了自己的文化母国、精神家园，他也是以这样的文化认同来从事中国学研究的。

然而，吉川又绝不是一个感情至上的怀旧主义者，作为一个成熟而睿智的异国学者，他对中国文学与文化的过去与现状，都努力寻求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的解释和批判性省察。正如他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的，中日民族之间需要“互相真正地了解对方，……真正的了解对方是了解对方的本身，并且了解对方与自己的不同之处。……所谓友情，必须有尊敬，而尊敬正是在了解了对方与自己的相异之处后，才能真正产生的。”吉川先生的中国情结，正包含了一位严正的学者对于中国基于理解的尊敬之情和出于理性的探究之心。仅就这一点说，吉川幸次郎不正为我们寻求中日间达到真正的沟通和理解，树立了良好的范例吗？

看昙花的白天和夜晚

三院的美，因了这几天昙花的开放，更加动人了。

昨天上午，yg到三院上班，不久就给我来电话说，院子里的昙花正在开放，不少人在稀罕地看着，你快来拍几张照吧。我高兴于他能兼顾及我的爱好，知道我喜欢沾花惹草，追随个春花秋月地拍照摄影，自我欣赏。所以，即刻放下手上的活计，速速步行赶去三院。心里想着，这大白天的，还能看到昙花？

入得院子，果然在院子尽头的靠入门处，摆放着一个高高的白色花盆，盆内绿色的枝茎肥硕可爱，枝茎上就分散开放着四朵大大的白色的昙花。——应该就是这个吧，我并没有真正看过那传说中“昙花一现”的“昙花”，我走上去左右观瞧的同时，就与在传达室内的胡师傅打招呼。

胡师傅告诉我说：花是昨天晚上开的，本来半夜的时候就应该谢了。可是，我早上起来一看，怎么还开着？大概是因为下雨阴天……。
胡师傅又说：这盆昙花今年已经开第二次了，一个多月前就开过一次。八月份的时候。
胡师傅的欣喜之色、自满之情溢于言表，像遇上了节日。
我低头凑近嗅了嗅花朵，就选择不同角度，上下高低地拍了几张特写和全影。
胡师傅看我拍照，又说：刚开的时候，可香了，满院子都香，我在房间里呆着，香气也飘进来。他还指示我看另一盆：你看，这盆也快开了。
果然，身后地上另放着一个青花瓷盆，同样肥硕的叶子上长着紧凑在一起的三个花苞，我便为它们也拍了照片。

胡师傅说：等这开了，我打电话给你。看看新鲜的。
我说：好的，你打电话我就一定过来，今天的，已经闻不到香味了。……
我让胡师傅在花盆后面站着，为他和他的花在他的值班室门前，拍了一张合影。不断有同学和老师出出进进地与他打招呼、吩咐交待什么事情的样子，我就谢了一声出来了。

当天晚饭后，我把上午的照片输入电脑，边欣赏边陆续给几个亲友发邮件，以传达奇花共欣赏之心。并附言简单介绍了上述拍照的缘由和经过。真没有想到，这时，胡师傅的电话就来了。yg接的：w老师，昙花又开了，你告诉q老师啊，这是刚刚开的，新鲜的……。

我们俩就马上高高兴兴，兴致勃勃地去了。平时也偶尔饭后散步，这回因为有娇艳的花儿等在前面，脚下的步履越发轻快，心里的感觉更是特别地好：你曾有过一天两次专门去探花的经历？正好是早八点半，晚八点半两次，而且是探看名贵的、转瞬即逝的昙花？而且是养花人亲自通知你，好象专门等候你去欣赏一样？一路上的心情很好，是那种很特别的好，因为这种机缘真是难得……
果然，上午地上那盆青花瓷里的紫色苞蕾，现在变成了在门前静谧柔黄的灯光下，舒缓开放着的白色花朵，那娇羞柔嫩的模样，是一定等不到明天上午晨晖出来的。她正吐露着芬芳，于是，我又在花香四溢的三院院子里，左左右右、咔嚓咔嚓地拍下许多夜色下的昙花的倩影。“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苏东坡这诗说的是海棠，而此时此刻，我的眼里是昙花，心里就全是“只恐夜深花睡去”一句。

稀罕者价值往往珍贵，短暂者印象反而悠长。这娇美芬芳的昙花，如烟花升空，灿烂夺目而转瞬即逝，又如仙女下凡，美丽神秘而不肯久住。在对昙花的美的景仰中，我又一次品味了短暂的领略和长久的怀念的滋味。

快的和慢的，散步和坐禅

怎的让我见到的德国人，都是很能喝中国白酒的，以前写过一个德国波鸿大学的冯铁教授，我曾侍坐一侧与他一起喝过“蒙古王”。今天下午，波恩大学的顾彬教授在开始他《中国人要不要去……散步》的讲座前，认真地说道：这两天在中国太累了，所以，中午我喝了一瓶小二，我喜欢二锅头，它为我提神醒脑。下面我说的话，如果有什么不清楚和错乱，请你们相信，那不是二锅头的错，还是因为我有点累了。

顾彬看起来不像是1945年生人，满头华发，一脸严肃和忧虑的他，显得要比实际年龄大一点。然而，他腰板挺直，身材精干，他用普通话缓缓道出的讲座，与其说有什么不清楚和错乱，不如说其实思路十分活跃，话题散漫，然而不失清晰严明。

“散步和登山，或许是老年人才行，倒是年轻人往往不行！”这是他随便列举了一些近年来他和中国年轻人一起活动时的感受，得到的一个结论，也是从这里开始了他的讲演。

“一个中国和一个美国人一起去爬山，爬到山顶，发现正好大雾弥漫，什么也看不到。美国人就很失望地说：什么也看不到。中国人就说：什么也看不到，难道不正是爬山的目的、爬山的境界吗？”顾彬教授说：这恐怕正好说明了中国人尚“虚无”的意识。

顾教授说：1974年我来中国北京贵校学习汉语时，才开始知道鲁迅。在此之前不是不知道鲁迅的名字，而是不喜欢读他的作品，我是通过日语翻译读鲁迅的。后来，用汉语读鲁迅，才渐渐知道了鲁迅的真正意义。中国人告别的时候，一般会说：您慢慢走……。我当时就想：为什么是慢慢走？不是快快走。德语里绝对不会有告别时嘱咐别人“慢慢”的意识！后来，我在鲁迅的《孔乙已》中看到了中国文化中快慢的文化差别，孔乙已吃茴香豆时穿的衣服，喝的酒，做的动作，和穿长衫的有钱人是不一样的。只有穿短衫，甚至是站着吃饭的人，才会“快快”。穿着长衫端坐着的人既不必快快，也不便于快快，长衫至少比短衫的人不利于快跑。所以，“慢慢地”是贵族、君子的特权，是配合天地宇宙之气的优雅举止。
这就让我联想到我与中国教授们在一起，他们不仅不能和我一起爬山，而且散步都绝对会比我慢许多，累得他们不堪。北岛在德国和我是朋友，他写过一篇文章，说经常和我一起散步，结果我们两个都很痛苦，因为他嫌我太快，我嫌他太慢……

下面，顾彬教授谈了不少中国建筑不重视开辟“散步”路径的实例，庭院里没有散步路径，各处的名山不开辟“林间小径”，总之，中国人太不在意散步。而我们德国是一个喜欢散步的民族，德语里有一句话，意思就是“去走啊，思想就会向你走来。”德国人相信，走在路上可以思考问题，可以得到启悟，从而提炼思想。我想，在中国，相当于德国人散步功能的活动是坐禅，通过冥想获得思想和智慧。

这样，顾彬教授在看似闲散的漫步中，一步一步为我们引导出了这样的结论：欧洲人散步，中国人坐禅，一动一静，达到思想的、恍然大悟的境地。

听完以后，我感觉，这个讲座其实也很像散步：有些断语和评判，处于好像有点道理，似乎是这样，但又并非全是如此，没有绝对证明的境地。（如中国人的登山、爱出行，也是有许多诗句为证的，“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中国还有以登高为风俗的重阳节，……）我只当是陪一个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研究厮守了三十多年，积累了很多独特感受的老者，散了一趟步，听了一番有趣的话。只是，来不及跟他散步回来，在折回的路上，或许可以跟他对谈……。

记一笔

不知什么原因，就上不来了；又不知怎么一下，竟然上来了。是为记。

夜读之乐乐如何

(偶翻一个旧的笔记本，看到这篇短文，简直不记得自己写过这段东西。打入电脑，补记在此。)

“雪夜拥衾读禁书”、“春风庭院《牡丹亭》”，古人描写读书之乐的句子很多，这里说到了获得读书之乐的时机和书籍。
“悬梁刺股”、“囊萤映雪”、“凿壁借光”等都为苦读，不是获得读书之乐的时机；等到了功成名就、日理万机，日日升堂听讼，夜夜批阅文牍，何时读书便也成了问题。

因此，好的读书时机首先必须是身心有余裕，最好能远离日常工作所在地。唐代李氏兄弟隐居庐山，养鹿自娱，开启了白鹿洞读书的历史；宋代林和靖筑室西湖，梅妻鹤子，成为日后文人骚客的读书雅谈。所以，名山秀水往往为读书人所看中，成为有名的书院、读书台。然而，这些情形已经随时代的变迁一去不可追了，而现在拥有郊外别墅的人又只能是极少数，对于拥有一套公寓房的大多数人来说，最方便经济的读书办法应该是“夜读”。

三国魏国学者董遇曾说“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这是有名的“三余读书说”。

夜读，首先是心灵的远游。抛下了白日的正务，也放下了白日的常规性杂物，虽未远离尘世，但你的身心可以暂时自我放逐，以阅读为车马，做一次思想的远行。在阅读中任意徜徉青山绿水，竹林花间，在阅读中遇见清风朗月，蝉鸣蛙噪。书中的意境也幻化出满屋山川，芳草青青。

夜读，其次也是个人保健。现代人下班后去健身房、歌舞厅，甚至去心理门诊，对我来说，床头夜读就是我的健身房、歌舞厅，乃至心理门诊。当夜阑人静，走出满是蒸汽水雾的浴室，全身心如同泡过温泉般的放松熨贴，穿着睡衣，悠然歪倒在床头，后背的靠垫松软适度、高低相宜，双足还是温热的，拉过薄被搭放在丹田之上。此时，如果灯光不强不弱，正好笼罩于头、书、手所构成的小空间里，如果远处桌上焚香的灯还亮着，你喜欢的檀香萦绕卧房……。在这样的情形下，你与世界上最优秀的作家、哲人神交，看他们为你描绘秦月汉关、枫桥夜泊、清明上河；书中还为你奏响人间天籁、珠落玉盘……。或许没有一句宽慰开导的话，而古今中外的奇冤大屈，深仇大恨，使你鉴古知今、以人为镜，这难道还不足以平复你心中相形见绌的小小块垒吗？

记得还有哪位名家说过，病中阅读也是人生一大快慰。本来，疾病缠身，使你不得不困拘于床帏，白色的病房、白色的床单被褥，白色的医护服，你的心似也变得空前苍白。但此时，倘若你还能捧卷举目，（这里也又一次感到古代线装书一卷在手的轻便人性化），就安知非福。权且当作一次长假，放下了一切正业，正可以把以前想读而无暇顾及的书一一拿来，与亲友送来的滋补品一起，安然享用。那么，疗病的过程就不仅是恢复了身体的正常机能，内心方面也如补充了元气，酣畅淋漓。

至于所读之书，不能是经科玉律，不能是贴括时文，而最好是《牡丹亭》这样的“禁书”。秦始皇时，除了秦国的官方史书外，诗书六艺均在“禁书”之列，民间私藏者必须交出焚毁；董仲舒时，条件放宽了，儒家六艺成为正宗，其他诸子百家语必须“罢黜”，从此，儒家成为正统地位。到朱熹，集注《四书章句》，使之成为读书人登科出世的敲门砖，读书（四书）的全部意义似只在“出人头地”了。总之，正统的书，敲门砖的书是工作，是饭碗，是“修齐治平”的大事业，读不出什么春花秋月、赏心乐事、柔肠寸断、百转千回的。只有“闲书”乃至“禁书”，才是带来夜读之乐的首选。（2004年12月6日冬夜）

拍蛋糕：最后一个儿童节

今天应该是王牧野最后一个儿童节了。
昨晚，我就说：“明天六一儿童节，我们怎么庆祝？晚上我请你出去吃饭？……不过，你还是儿童吗？都初二的学生了？不久前，不是已经退了少先队了？”
牧野还挺狡猾，不吭声，过了一会儿，说：“我们班某某某，今天收到一条短信，给我们大家看了：祝儿童节的超龄儿童，永远快乐，童心不泯。”
“哎哟，还挺有水平，这么说，明天我跟你一起过儿童节，谁都是超龄儿童，一起过吧。”
这餐饭算是敲定了。

今天放学一进家门，牧野已经把校服外套拿在手里了，见我，就把外套递给了我，示意我放入洗衣机。我一边接过衣服，一边说：“明天不是还要上学吗？”怎就急着洗衣服，一般他的外套穿到周五才洗，可这个周六，因为下周学校要让给高考做考场，所以，还要上课的。
“但是，不洗不行啊，全是奶油，明天换一件校服穿吧。”
他好像很有成就感，递过来衣服像递过来一件作品似的。

原来，人家今天在学校过六一儿童节了，怎么过的呢？以前在小学，一般都会放假或是学校组织自己的文艺表演、联欢会。到初中后，儿童节就减半、再减弱了，初一时候，是照常到校，上午上课，下午到北大大讲堂看电影，看的是《冰河世纪》，牧野说，他还记得。今年初二了，再减，就变成上午、下午都照常上课，但中午1点钟时，学校给初二每个班级送来了一个大蛋糕。这下好了，就成就了他们这最后一个儿童节的恶作剧。

王牧野说： “老师说了，14周岁是儿童和青年的分界，也就是说1993年6月1日之前出生的，就是正宗的儿童。我们班少部分人还合格。像我这样93年上半年、甚至92年下半年的，都是超龄儿童。所以，初三今天都没有蛋糕吃了。……可是，这蛋糕我们真的没有吃多少，都被拍了。”
“什么，拍了？”我不解。

牧野说：“你想，刚吃过午饭不久，怎么吃得下？我午饭时就不知道一会儿要有蛋糕吃，不过，好像有人知道的，因为我饭后转了一阵子回到教室时，就发现有人端坐在教室，等蛋糕呢！”
“刘老师就负责给我们切蛋糕，分蛋糕，鲍老师也在。我们吃了一些后，不知是谁，先把蛋糕上的奶油抹在另一个人的脸上，另一个人反击，也抹他。然后，旁人得到启发，马上变本加厉，电视剧里不是也有吗？一盘蛋糕，就这样啪地拍到一个人脸上。整个地扣上去。”
“倪肥被拍得最厉害，头上、脸上都是白啊，没有干净的地方了。邵通也是。因为他们两个挑战别人的最多，所以，得到的群起反击也最多，最后，他们只好跑进厕所，洗手，洗脸，还把头发也洗湿了。刚一出来回到教室，就又遭袭击。那湿头发再遭遇奶油，他们就只好 再进厕所，洗掉后，就不敢出来了，猫在那里，一直到上课。”

我说：“你们真是糟踏东西啊，好好的蛋糕……。”
“刘老师一边给我们切蛋糕，一边一脸苦相，也没有办法。还被倪肥抹了一下脸上。鲍老师就有点生气了，说：‘好了，你们别这样闹了，够了。’还差点被倪肥也抹了一下。倪肥不敢拍老师，就抹，他正举手要抹鲍老师时，鲍老师正好一回头在说某某，就没抹上。”
“最惨的是政治贾老师，他不留神无意中走过我们教室门口，正被猪爷撞上，猪爷就兴奋地：‘哎哟，贾老师！’就拍了他一脸，我们都喜欢贾老师的，有时喊他老贾，他就板着脸正色道：“某某某！”表示抗议，其实，我们知道他也不是真抗议。他被抹了一脸，看我们都像疯了。也不好说什么，连脸也没有板下来。”
“鲍老师在劝我们，我们就告诉她：这样比吃掉还要高兴啊，你干嘛不让我们高兴呢！”

这就是王牧野最后一个儿童节。